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可用“三个原则”来概括：“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由于美国等西方列强对新兴的共产主义政权持敌对与封锁态度，中国在军事建设上大多参照苏联的模式。解放军在初期建立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等基础性组织，逐步扩展和发展。
随着军队现代化步伐的不断推进，这些原本四个部门的职责日益繁重，导致了资源和精力的分散。为了应对不断扩大的任务量，1954年11月，中国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总军械部、总财务部、训练总监部和武装力量监察部，形成了“八总部”体制。这一新体制的实施，为军队的组织架构带来了诸多变化，但随着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这一体制也并未持续太久。
特别是在与苏联关系破裂后，中国逐渐意识到，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立道路。于是，几个部门相继被撤销合并，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训练总监部的撤销了。此时，训练总监部的两位上将，也因工作中的表现遭遇了错误的批判。这一事件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展开剩余79%在“八总部”体制中，训练总监部的地位十分重要，位列第二，仅次于总参谋部，排在总政治部之前。这个部门的领导阵容非常强大，部长由刘伯承担任，叶剑英为代理，而副部长则包括萧克、张宗逊、李达、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等人。萧克在训练总监部负责部队的训练工作，还协助叶剑英处理日常事务。凭借对事务的熟悉，萧克在1957年叶剑英调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后，接任了训练总监部部长一职。
然而，萧克的任期并未持续太久。在1958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军队内也开始掀起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浪潮。当时，很多军事教材和训练方式都深受苏联影响，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成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前者被指为“教条主义的中心”，后者则被视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当时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刘伯承非常敏感，看到风头不对，主动辞去职务，并以病弱之身前往北京做检讨。由于他的地位较高，且身体不适，其他人不便加以指责。因此，批判的重点转向了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部内，意见也开始分裂。以张宗逊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该彻底摒弃苏联的影响，他认为“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并且坚决表示：“彭总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而另一派以萧克为首，则认为，苏联在一些方面确实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不应该全盘否定。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使得训练总监部陷入了内部分裂。在当时，萧克显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一次四级会议上，张宗逊受到了重点批评。由于萧克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彭总的工作组对此进行了干预。张宗逊曾经是第一野战军的副司令员，他的背景深厚，极力表达对苏联的反对，因此萧克的批评引起了彭总的不满。彭老总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提出：“单纯谈正规化、现代化建军的口号是不全面的，必须与革命和政治紧密结合。”这一言论的本意，实际上是要警示大家，不能将所有精力和思想过度依赖苏联。
然而，萧克未能完全理解这一层意思，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彭总，坚信苏联在各方面都比中国先进，学习他们有助于提升军队现代化水平。他在信的结尾提到：“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建军思想，是中央多次会议决定的方针，并且得到了军委和国防部领导同志的确认。”这一表态无疑带有对彭总的隐晦指责，似乎是在说彭老总无端挑事。
进一步的批评中，萧克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表示并不认同所谓“教条主义”的指控。在彭老总看来，这种解释显然是“狡辩”，认为萧克的态度不够诚恳。萧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连续遭遇批判，甚至一度因压力过大出现了健康问题，但他始终没有认错。直到最后一次的批判会上，萧克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才对所有指控表示“基本同意”。
会议主持人问道：“那就意味着你不完全同意吗？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进一步解释吗？”面对这一追问，幸好出席会议的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等几位元帅没有继续加压，而是保持沉默，最终让萧克“度过难关”。
然而，萧克虽勉强过关，随后逐步被边缘化，最终郭天民接任训练总监部的党委第一书记，主持部门工作。遗憾的是，郭天民的观点与萧克相近，而上级又要求他批判萧克，他始终坚持不从。郭天民性格直率，不屑于为迎合上级做出违心的事情，尤其是在晋察冀时期，他曾与上级聂帅发生过激烈争执，因此也无法顺从。这种立场让他也成了批判的目标，最终他与萧克一样，遭遇了指责和处罚。
1958年12月，训练总监部最终被撤销，其下属部门基本合并入总参谋部。曾经的“第二大部”走向了历史的终结。这一变动对于萧克和郭天民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他们的命运也随着这一变化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萧克虽在政治上遭受冲击，但他最终得到了一定的恢复，1972年重新回到了军队系统。郭天民则不幸在1970年去世，未能等到重返军队的机会。两位曾为中国军事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将领，最终都未能见证他们曾经奋斗过的事业的继续发展。对于这一段历史，许多人感到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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