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一则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照会引发了西方媒体的巨大关注。这份通告没有任何外交辞令，也没有提供多余的解释，直接而简洁地表达了一个要求：美军必须在180天内从卡尔希-汗阿巴德空军基地撤离。此言一出，震惊了外界。作为一个中亚小国，乌兹别克斯坦竟敢对全球超级大国美国发出如此明确的“逐客令”，这一举动着实罕见。时至今日，20年过去，乌兹别克斯坦不仅安然无恙，政权稳定，经济稳步增长，已经成为亚洲最为安定的国家之一。
在2005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爆发了一场耐人寻味的武装暴动。有组织的袭击者在数小时内控制了当地的军警力量，并释放了大量囚犯，显然，这场暴动的目标正是当地政府。随后的第二天，示威者走上街头，高喊要求总统下台的口号，抗议活动迅速演变成社会动荡，局势一度失控。时任总统卡里莫夫迅速飞赴安集延，采取强力措施平息骚乱。然而，尽管政府的迅速反应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暴力蔓延，但这一举动却遭到西方国家的强烈指责，欧美媒体纷纷报道，指责这场武力镇压是“政府对平民的暴行”。美国更是在第一时间呼吁进行“国际调查”，并要求开放对事件的监督。
展开剩余82%面对西方的批评，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并未示弱。卡里莫夫公开声明，这场抗议不是普通的示威，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行动。既然西方将“人权”作为工具进行干涉，乌兹别克斯坦便毫不客气地反击，直接宣布终止与美方在卡尔希-汗阿巴德基地的所有合作，并要求美国在180天内撤军。撤军通告通过外交照会的形式下发，措辞简洁明了，根本没有给美方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根据原协议，美军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撤离基地，不能拖延，也不能保留任何设施。尽管乌兹别克斯坦并未违反条约，但这份强硬的通告显然毫不留情。
最终，美国不得不按照要求全面撤离卡尔希-汗阿巴德基地，这个基地也成为了美军短命基地的代表之一。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随后开展了一系列高效的国内整顿行动，尤其是针对那些与西方国家有联系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BBC记者的签证被取消，自由之家的办事处被关闭，所有境外资助的NGO被全面审查，资金来源不明的组织一律停止运作。所有涉及政治活动的媒体和通信渠道都进入了严格的网络审查，社交平台也面临了不同程度的限流或封禁。
这场大规模的清理行动并非单纯的“护短”，而是乌兹别克斯坦对外部势力干预的彻底切割。外界对此指责不断，认为这是“闭关锁国”和“打压自由”。然而，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措施正是对“颜色革命”未遂的一次坚决回应。政府决心稳住国家主权，避免再度陷入外部势力操控下的被动局面。安集延事件后，政府的所有行动都聚焦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防止类似的动乱再次发生。
为进一步强化国内治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不仅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全国情报和反渗透工作，还在地方实施了“反恐问责制”。任何地区发生安全问题，第一责任人都会被追究，严重的甚至会立即被免职。同时，一个名为“马哈拉”的社区组织也逐渐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工具。原本只是一个由居民自发组成的邻里调解组织，它帮助协调邻里关系、举办社交活动，类似于“居委会”或“老年协会”的综合性组织。
然而，在安集延事件后，乌政府意识到“马哈拉”的潜力，决定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2007年，乌政府通过法令赋予“马哈拉”法律执行权。每个“马哈拉”负责500到2000户居民，拥有由政府考核任命的“七人小组”，这些成员不仅负责监控治安和调解纠纷，还需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包括“突然暴富”的居民、频繁接待外宾的家庭、以及未报备的亲戚访客等。这种“微观管理”的方式虽然看起来像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但它帮助政府更好地掌握了基层的动态，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政府还给每个“马哈拉”提供了财政支持，允许其每年动用辖区内10%的地方税收，用于社区公共服务，如组建治安巡逻队、修路建灯、救助困难户等。这些措施虽然让居民感到“被管得严”，但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调解和解决问题的效率大大提升。到2010年，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治安类犯罪下降超过30%，这一治理结构的效果得到了证实。
尽管西方继续批评这一体系为“侵犯隐私”和“限制自由”，但在乌兹别克斯坦看来，只要社会保持稳定、犯罪率低，恐怖主义没有抬头，外界的指责并不重要。尤其是在2016年，卡里莫夫去世后，继任的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不仅没有削弱“马哈拉”的职能，反而进一步扩展了其职责，并推动建立“数字马哈拉”平台，通过数字化管理提升响应效率和治理能力。政府将全国的“马哈拉”分为不同的风险区域，并通过联合联防机制加强各地的治安管理。
这一系列改革使得乌兹别克斯坦建立起了覆盖全国、从首都到乡村的治理网络。虽然外界依然有声音批评这一体制侵犯了隐私，限制了自由，但从乌方的角度来看，只要国家稳定，人民安宁，这些批评显得微不足道。
更值得一提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分道扬镳并没有让该国陷入外交孤立。相反，乌兹别克斯坦调整了外交战略，开始深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了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通过更加紧密的中俄合作，获得了稳定的投资和政治支持。到2023年，乌兹别克斯坦的贫困率已经下降至11%，比五年前减少了超过350万人口。
综上所述，安集延事件暴露了乌兹别克斯坦内部治理的短板，但也让这个国家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去迎合国际舆论，而是坚定走自己的路，成为了亚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正如其所示，国家的稳定并非靠迎合外部压力，而是依靠一套持续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本土意志来维系。尽管自由的价值无可厚非，但如果自由是通过外部干预而获得的，那它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真正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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